1938年2月，115师343旅686团团长李天佑被提拔为343旅代理旅长，这一职务调整的原因是原旅长陈光被提拔为115师代理师长。这一变化，不仅标志着李天佑的个人晋升，也反映了当时战局的复杂性和特殊性。 当时，343旅的领导班子中，李天佑担任代理旅长，萧华担任政委，陈士榘则是参谋长。在解放后的评定中，萧华和陈士榘分别被评为正兵团级，而李天佑则仅为副兵团级。李天佑的背景相当特殊，他是红7军出身，擅长打硬仗、恶仗，尤其擅长攻坚战。早在土地革命时期，李天佑便因战斗受伤不少。在红7军从左右江根据地挺进中央苏区后，他所在的部队被编入红3军团等部队，李天佑曾担任团长、师长等职务。抗战时期，他所在的1军团4师被改编为115师343旅686团，他继续担任团长，副团长为杨勇。改编后的部队很快投入了平型关战斗，李天佑所领导的686团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尤其是在占领老爷庙制高点的战斗中，决定性地取得了战斗的胜利。
1938年，115师的师长因意外受伤，上级让陈光代理师长。那么，谁来担任343旅旅长呢？上级决定让李天佑代理。然而，为什么这两人都仅是代理，而非正式职务呢？这是因为尽管师长伤势严重，但经过及时抢救后并无生命危险，通常情况下，经过几个月的治疗，伤势就能痊愈。即使后来师长到苏联休养，也仅是暂时离开。因此，115师不能缺少指挥工作，便决定让陈光代理师长，李天佑代理旅长。若师长康复后重返部队，陈光的代理职务就自然结束，李天佑也只能继续担任副旅长职务。这一安排看似合理，但也反映出当时复杂的领导职务调整和战时的特殊需求。 李天佑虽然是红军的老将，但因长期处于紧张的战斗中，以及极度艰苦的生活环境，他的身体状况也在逐渐恶化。到5月，他从前线返回延安治病。因为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，组织决定让李天佑和刘亚楼等人赴苏联治疗，并安排他们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。在苏联的这段时间里，李天佑完全缺席了中国的抗战。虽说在苏联的治病和学习时间并不算太长，但由于卫国战争的爆发，他被送往乌兰巴托，原计划从此返回中国。然而，由于日军封锁了边境，李天佑一行人无法如期回国。经过一番周折，李天佑最终设法积攒了盘缠，与李世英绕道经过大沙漠，绕行回国，最终于1943年抵达西安。经过几个月的休养，他于1944年回到延安。 抗战胜利前，李天佑被派往山东执行任务，但在途中接到电报，要求他转赴东北，参与东北的工作。此后，他担任了松江军区司令及1纵司令，直到1949年5月被改任为兵团副司令。与此同时，参谋长陈士榘在军中的资历和年龄都较李天佑要深一些，他是秋收起义时上井冈山的老战士，此后长期担任参谋长。在抗战爆发前，陈士榘曾担任红1军团随营学校的校长，而在抗战爆发时，这个学校被改为旅教导大队，陈士榘则转任为大队长。虽然当时旅参谋长是孙毅，但因为孙毅更擅长军事教育工作，职务进行了对调，孙毅担任了教导大队的队长，陈士榘则改任为旅参谋长。随后，在开辟晋西抗日根据地时，陈士榘被安排独立指挥，担任晋西支队司令，实际相当于旅长。他在这里坚守了一年多，1940年率部进入山东，与主力会合，并被提拔为115师参谋长，原参谋长的去向不得而知。 1942年，陈士榘被调任滨海军区司令，负责军地工作。那时部队实行一元化领导，主力部队地方化，滨海军区的两支主力部队被调往东北，而他则被抽调至军调部工作。随着内战的爆发，陈士榘被调任山东军区兼山东野战军参谋长，并协助陈老总。1947年1月，华东野战军成立后，陈士榘继续担任参谋长，后来华东野战军分兵作战，陈士榘长期率领几个纵队独立作战，在华东地区打下了几场有影响的战役，包括洛阳战役、开封攻坚战和淮海战役等。1949年，他不再担任参谋长，而是改任兵团司令，南下作战。从资历和职务来看，陈士榘毫无疑问当之无愧地被评为正兵团级。如果李天佑没有缺席剩下的七年抗战，他的战功无疑会更加辉煌，职务也肯定会更高。如果他当时一直在前线，可能在解放战争时期，他也会成为兵团司令的有力候选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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